栗战书委员长在今年3月30日在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座谈会上要求党员干部学宪法要坚持原原本本、逐章逐条学宪法，真正吃透宪法精神、宪法原则、宪法规定。

充分发挥有关议事协调机制的积极作用，完善国际经贸谈判授权和批准制度{30}，相关立法工作也正在进行中。比如，当前海洋大国日益重视海底资源的开发利用，我国2016年2月通过《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为我国私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洋底及其底土从事资源开发或相关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我国未来参与海底资源的国际立法积累了国家实践。

不可否认，法院参与对外关系过程确实可能会损害一国的对外关系决策，其主要原因是，一国的对外关系总的来说是以整体国家利益为导向并且往往同时涉及法律与非法律的利益形态，因而其实施的是一种公共政策选择过程，而根本上作为法律争端解决者的法院显然更多地着眼于裁判涉及特定当事人的法律权益，这决定了法院至少不适合处理涉及对外关系的部分案件。1980年的Filártiga案判决激活了休眠两个世纪的《外国人侵权求偿法》(ATCA)，该案判决认定法院可以根据ATCA对违反国际法的外国政府官员行使管辖权。的确，解决争端是法院在对外关系中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加速了美国法院经由诉讼路径介入对外关系的进程。[9]这是比较对外关系法项目负责人、杜克大学法学院Curtis A. Bradley教授于2017年10月22日针对笔者提出的咨询的回复。

以对外经贸领域为例，2015年5月5日，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提出要建立国际经贸谈判新机制。比如，1990年《行政诉讼法》1条规定该法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7]。知情同意原则的解困之路，不应是简单地绕过障碍放弃该原则，而应当是坚守下的改良与革新，自主始终应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核心价值。

在比较法上，德国和美国的做法分别代表了对待这一问题的两种立场。信息处理者要面对的不是一个信息主体，而是数以万计的庞大人群。未来，我国也应完善对个人信息的科学分类，在立法中对敏感个人信息作出明确列举。如果严格贯彻一项研究一个同意，那么，利用样本的研究者每开展一项新的研究，就要重新获得参加者的知情同意，这可能涉及到与成千上万的参加者频繁取得联系，重新披露信息并获取同意，周而复始。

围绕知情同意原则在大数据时代困境与解困的争论，在根本上是保护主义与利用主义之争，在法的价值层面则是大数据时代版之公平与效率之争。困难源自多重因素：首先，困难源于信息处理目的之不确定性。

美国在2008年颁布了《基因信息反歧视法》，特别规范了就业和保险领域的基因信息利用。3.同意能力的欠缺 知情同意旨在实现个人信息自决，故个人的自决能力至关重要，其关键在于个人能否真实理解针对其个人信息的收集利用可能带来的利益与风险。信息主体同意能力的欠缺使同意的有效性大打折扣，而信息不对称是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一次性的知情同意模式下，信息披露只发生在信息收集阶段，对个人信息后续被作何种利用，信息主体无从得知，更谈不上作出新的同意。

知情同意原则所捍卫的自主价值是人类尊严的核心元素，面对困境，应对知情同意原则的实现方式作出灵活的因应性调整，而不应轻言放弃。这些新的尝试正在改变知情同意的面貌，使之朝着更加动态化、智慧化的方向前进，这对于化解大数据之困不无益处。其次，参加者未选择签署概括同意书的，对生物资料库中有身份标识的样本的使用，应采取特别同意模式，每次研究需重新征得同意。[3]由于知情同意原则处于核心地位，这种主张实际是要撼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石。

个人对其信息享有自治自决的权利，对此罕有争议。此外，在当代，人格权具有宪法化的趋势，不少学者主张，将个人信息权作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予以保护。

这就注定了替代解决方案的局限性，最根本的在于没有一种方案能够找到替代同意的其他自主实现方式，等于是背弃了自主价值。不过，此种自决的权利性质为何，在权利体系中的地位如何，对此，有不同的解释路径。

其次，信息披露应以足够明显而能引起信息主体注意的方式进行，并使用易于理解的语言。特别同意与概括同意历来被认为是两种对立的同意模式，值得特别探讨的是，二者是否是水火不容的关系？抑或是可以在一国法律体系内以某种方式实现共存？如果可以，如何共存？ 考察国际上新近的知情同意立法，可发现弥合特别同意与概括同意的新趋势。[51]分层同意的理论于现实中被一些生物资料库付诸实践，例如，Genetic Alliance Registry and Biobank即采取了分层的个性化同意模式。人类于何时开始进入大数据时代，没有一个准确的时点。信息自决是自主、自由价值的时代表达，这种自我控制在法律上是通过同意实现的，而同意有效的重要前提是充分知情。[66]参见注[23]，第587页。

美国法则是通过扩张隐私权的范畴，将信息自决解释为信息性隐私，与传统的消极性隐私相比更加突出了积极性特质。在笔者看来，知情同意原则仍可通过修修补补而保持生命力，自主始终应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中心——即使是在大数据时代及未来久远的时代。

在我国，《侵权责任法》对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作出了明确规定。一些实证研究的统计结果证明了信息主体同意偏好的多样性，在这一问题上，共识并不存在。

上述第一种改革方案最为激进，其试图找到一种能够替代同意的方法，然而目前来看，这样的方法尚不可得。面对海量而专业的数据，一般的信息主体很难真正理解其意义，对信息处理可能产生的风险难以作出准确的预测，基于不充分的理解所作出的同意，难谓真正的自决。

由于宽泛同意在被作出之时牺牲了具体性要求，所以，于后续信息利用目的特定时，应向信息主体进行必要的披露，以使其了解新的风险，有机会对同意作出更新。与小数据时代信息利用目的易于自始确定不同，大数据时代信息处理目的常常难以预知，同意对象是模糊的，这难以使信息主体真正知情，因而影响同意的质量。[14]参见黄柏恒：《大数据时代下新的个人决定与知情同意》，《哲学分析》2017年第6期，第103页。首先，选择自由可能被架空。

重塑后的知情同意原则，一方面应坚持对个人尊严的维护，另一方面应当正视大数据的特殊性，适度减负，避免对数据利用造成不合理的阻碍。个人信息的范围界定和分类是前提性问题。

[49] 有观点主张采用附排除条款的同意（Consent with Exclusion Clauses），即在知情同意书当中加入特别的约款，排除某些类型的组织样本利用，包括排除特定类型的研究，限制生物样本和个人信息的共享范围，明定不与特定的研究者、生物资料库或者组织——如保险公司、雇主、私人公司——共享。3.持续有效的信息披露与动态同意 传统的知情同意是一次性的，知情同意书的签署既是个人权利行使的开始，也是结束，这种僵化的模式无法满足大数据时代信息频繁处理和多次利用的需求。

再者，当众多选择摆在捐献者面前时，其可能茫然不知所措，在一些学者看来这可能构成一种选择专制。良法善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重要法治理念。

良好交流平台的建设有利于促进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的持续互动，以实现多次的信息披露和同意的实时更新。（三）应对大数据的新型知情同意模式：以分层同意和动态同意为中心 1.新型知情同意模式设计的基本定位 知情同意原则的重塑应以问题为导向，针对其面对大数据的种种不适而展开。进入专题： 知情同意原则 大数据 个人信息保护 生物资料库 。[69] 探索更好的知情同意实践的努力正在进行中。

[11]从法的价值层面看，知情同意原则根植于自主，这一点清楚地体现在知情同意原则的演进轨迹中。在大数据时代，要维持知情同意原则的难度更高、成本更大，以致在一些学者看来，知情同意原则已经成为阻碍大数据开发利用的绊脚石。

第一，宽泛同意模式的采纳应以信息主体的自由选择为前提，避免任何形式的强制。必须看到的是，大数据虽然华丽壮观，却是由无数个人的小数据汇聚而成的，没有个人信息的水滴，就汇不成大数据的汪洋大海。

根据新修订的法律，在生物银行背景下，参加者不能对样本的使用范围作出限制，样本将被无限期地保存，分配给不特定的研究者进行各种可能有助于公共健康的研究。大数据处理的目的不确定性与知情同意明确具体性要求的冲突是制度重塑中待解决的一个主要矛盾，如果令数据处理者对每一次利用重新获得同意，将使其陷入无休止的同意征集负累中。